如果政府的錢主要用來補基礎設施、環境、城鎮化的短板，那么，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的產業的過剩產能就會少些，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快些，民間進行產業升級的積極性就會高。
　　
　　今年“兩會”上，大家關注的焦點很多，但我接收到的提問最多的還是中國經濟增長的目標、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這個目標和態勢，影響著中國能否在2020年的時候，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中國經濟增長不僅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世界也非常重要，因為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引擎。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的疑問
　　
　　世界經濟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以后，到現在發達國家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復蘇，歐盟的增長率在1%左右，日本去年負增長的，經濟狀況不好，所以采取了負利率的政策。美國狀況似乎好一點，但也沒有達到去年年初所認為的可以達到3%的增長目標。美國現在一方面在討論是否要加息，同時也在研究是不是也要采取負利率，所以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狀況不好。
　　
　　在2008年危機之后，最初發展中國家增長復蘇態勢比發達國家好。但這一兩年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也普遍不好，所以大家特別關心中國這個引擎，是不是能夠繼續保持相對比較高的增長，對世界的增長做貢獻。
　　
　　要是中國這個引擎也停下來，影響的不僅是中國，會是整個世界。這就是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股票的波動影響全世界股票市場波動；中國的匯率正常的一個調整，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錯誤解讀，作出了一些過激的反應。
　　
　　現在我國“十三五”規劃定的目標是在2016年到2020年，平均每年的增長在6.5%以上，政府工作報告對2016年的增長目標是6.5%到7%之間。這樣一個增長目標相對于改革開放后從1979年到2015年平均增長每年9.7%，已經下調了將近30%。
　　
　　但對于這樣一個增長目標能不能達到？很多人心里還是有一個問號，這是因為我國從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經濟增長的速度節節下滑，到去年增長率6.9%。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率，而且，從2010年到2015年前后六年，經濟持續六年的下滑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并且從今年1月份、2月份來看經濟繼續下滑的壓力還很大。
　　
　　在這種狀況下，大家對中國的經濟能不能真的實現“十三五”規劃以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所定的目標？難免會有一些疑問存在。
　　
　　在國內外有很多人對上述目標沒有信心是因為從2010年以后的經濟增長下滑，國外跟國內學界普遍認為是由于中國內部的體制、機制、增長模式不可持續造成的。體制，即國有企業占的比重高，國有企業的效率低。機制，是在很多資源配置上市場還沒有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增長模式的問題是指，中國過去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拉動，消費的比重太低，這種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于是，談到機制、機制、結構的問題，不少觀點認為不改革，經濟下滑就不可能扭轉而最終崩潰；即使下定決心改革，取得成效的時間可能會非常長，而且在改的過程中會非常的痛苦，于是，可能在未見成效前就引爆了改革開放以來積累額各種經濟社會矛盾。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國外很多聲音唱衰中國，認為中國不改的話不可持續，要改的話，可能會把原來的矛盾激化。
　　
　　最大的影響究竟是什么
　　
　　對癥下藥才能藥到病除，到底中國經濟增長從2010年以來的持續下滑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由于我們體制、機制、結構性的內部原因造成的？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轉型中、發展中國家，各種體制、機制、結構性問題肯定是有的。對于這些問題，我們要有定力，下定決心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規劃來改革。但是，我認為實際上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更多的是外部性、周期性的問題。這個其實不難證明，因為在同一段時間里面，跟中國處于同一個發展階段的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們大。
　　
　　比如說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等經濟體從2010年以來也都出現了增長速度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遠遠超過中國。這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基本上沒有國有企業，也沒有投資比重太高、消費不足的問題。同一段時間，他們增長的態勢跟我國完全一樣，而且降速更嚴重，必然是由于共同的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
　　
　　最能證明這一觀點的是其他高收入高表現出口比重高的經濟體，尤其是像東亞的新加坡、我國的臺灣、韓國等的表現。照理說我國體制、機制、結構、增長模式的問題他們都沒有，但它們的經濟增長也在2010年以后持續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也都遠比我國大。這些經濟體在同一時間有相同的表現，因此下滑必然有過外部性的因素和周期性的因素。
　　
　　要看一個經濟體在每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出口、投資和消費，這是一個等式，過去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首先是出口。發達國家從2008年的經濟危機以后還沒有完全復蘇，失業率高、家庭收入增長慢，而且危機的發生是因為家庭過度消費導致負債太多，家庭去杠桿，減少負債減后造成消費進一步受到抑制。所以對發達國家的出口減少，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
　　
　　第二是投資，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每個國家和地區都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啟動投資，這些項目經過五六年都建好了，但國際經濟還沒有復蘇，還在下行的軌道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項目投入，投資增長就必然會慢下來，每個國家每個經濟體都是如此。
　　
　　第三是消費。我國的消費狀況還比較好，因為就業狀況較好，家庭收入增長比較快，去年經濟增長6.9%，但城鄉居民收入增長7.4%，所以我們的消費增長維持在8%左右，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好于其他經濟體。
　　
　　綜上所述，我國不能說沒有結構性的問題，也不能說沒有體制機制問題的存在，但從2010年以來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更重要的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影響。
　　
　　判斷這個問題的原因，不僅對解釋過去的現象很重要，面對未來也很重要。
　　
　　發達國家從2008年危機之后，為什么經濟經過這么長的時間不復蘇？因為發達國家危機爆發有結構性原因。
　　
　　照理說恢復正常增長，必須把那些結構性的問題解決掉，但實際上美國、歐洲包括日本，必要的結構性改革都還沒有推行。這些結構性改革在發達國家，是要降低工資、福利，金融機構去杠桿，政府減少赤字。
　　
　　如果真的這樣做了，這些國家的競爭力會增加，經濟系統會穩定，從長期來看是好的，但是在政治上很難推行。原因在于目前發達國家失業率很高，雖然結構性改革對長期有利，但短期會降低消費和投資，經濟增長會進一步下滑，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這個問題已經困擾日本25年了，沒有解決，推行了安培經濟學也沒有解決，對于現在的發達國家，包括歐洲、美國，我個人認為可能未來五年、十年都很難解決。我們國內叫“新常態”，國際上對發達國家有一個詞叫“新萎靡”（New Malaise）和“新庸碌”(New Mediocre)。
　　
　　擴大需求和結構性改革不矛盾
　　
　　在這種狀況下，如果在“十三五”期間要達到提出的6.5%以上的增長目標，對外的出口的增長是不可靠的，要實現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三五”規劃里面所提出的增長目標，需要更多的靠內需的增長。有無在適度擴大內需求的情況下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對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不少機會，因為內需里分兩塊，投資和消費。如果我們真的把投資和消費的關系想清楚，實際上是可以在維持總需求適當增長的時候，同時來進行結構性改革。
　　
　　在這一點，我想先澄清一個觀點，過去有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是因為我國的投資比重太高、消費比重太低，必須改投資拉動的增長為消費拉動的增長。
　　
　　在這一點上，從兩個方面來看，我認為并不完全正確。第一方面，過去消費的比重占GDP為40%，但去年2015年已經達到66.4%了，增加很多了，但并沒有像有些學者所認為的把消費比重調整過來，經濟就會好，相反經濟下行壓力反而更大。第二方面，消費當然很重要，是我們經濟增長的目標。但是，消費增長的前提是家庭收入必須不斷增長。家庭收入要不斷增長的前提是勞動生產力的水平不斷提高，后者要靠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這些都需要投資來能獲得。所以，要保持內需的可持續增長，前提是要有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的有效投資的增長。
　　
　　眼下在保持投資適度增長的情況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其實這方面的機會很多，比如說我國現在有不少產業產能過剩，但這些產業都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級，這方面的投資是補短板的投資；我國基礎設施還有很多瓶頸，尤其是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像環保也需要投資；城鎮化方面，我 “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達到城鎮化率60%，也就是平均每年城鎮化要增加0.8個百分點，進城就要基礎設施、要住房，這些都是好的投資機會。
　　
　　在這些方面，短期投資是需求；從長期來講，設施建成了以后，都是供給面，可提高勞動生產力、降低交易費用、改善生活環境。這些投資不是簡單的凱恩斯主義的投資，這都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是能夠提高生產力的結構性改革的“補短板投資”。在經濟下行時有好的投資機會是我國作為中等發達國家和發達國家最大的不同點之一。
　　
　　有好的投資，那肯定要有資金。資金方面，其實我們的狀況還是比其他國家更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加起來的負債只不過占GDP60%不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普遍達到100%以上，日本達到240%。
　　
　　而且我們在用積極財政政策，和發達國家用積極財政政策有本質上的差異。我們的基礎設施很多是瓶頸的，這方面的投資會形成有效資產的，不像發達國家是挖個洞補個洞。
　　
　　發達國家一般認為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應該超過3%，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只要財政政策的錢是用來補短板的，赤字率是可以超過3%的，而且它是一個資產，所以凈負債不會超過3%。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財政赤字提高到3%,我個人認為在未來如果有必要的話，實際上是可以突破3%。
　　
　　我們主要的問題是，用地方政府投資平臺借銀行或影子銀行的短債進行長期的基礎設施投資，存在期限不配套的問題。我很高興看到財政部從去年發了3.2萬億的地方政府的公債來置換原來的地方債，將來這方面還有加大的空間。
　　
　　除了財政的錢之外，還有民間儲蓄高，占到GDP的50%，可以用政府的錢來翹動民間的錢。投資需要有外匯進口機器設備原材料等，我國有3.3萬億美元的儲備，在世界居第一位。這是我國跟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同的地方，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有好的投資機會，但是，一般發展中國家不是政府財政狀況不好，或民間儲蓄低、或外匯不足，在經濟下行時，也就沒有辦法做。
　　
　　如果政府的錢主要用來補基礎設施、環境、城鎮化的短板，那么，鋼筋、水泥、平板玻璃、電解鋁的產業的過剩產能就會少些，經濟增長的速度也會快些，民間進行產業升級的積極性就會高。
　　
　　如果有這些投資，就業就會增加。“十三五”規劃中提出在未來五年達到6400萬個就業機會，我認為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長速度，就可以創造足夠的就業。而且這些投資并不是“挖個洞補個洞”，而是能夠提高生產率的補短板。生產率提高后，家庭收入就會增加，消費就會增加。投資和消費都增加了，即使在外部需求不足的狀況下，就像政府工作報告所說的我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把這些可用的機會用好，我相信“十三五”期間保持每年6.5%以上的增長的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兩個翻番目標也可以實現。
　　
　　并且如果我們保持6.5%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每年對全世界的增長貢獻是1個百分點，現在世界經濟的增長也就只有3個百分點，每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會在30%左右，中國還是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同時，這些投資也都是在補短板，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是一致的，經濟效率、質量會更高。并且，維持一個6.5%的中高速增長，也將為其他結構性改革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所以，我相信結構性改革的目標也能夠實現，中國的經濟會不僅增長得快，而且中國經濟的效益和質量也會不斷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