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企業家》雜志社主辦的“2015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于12月5日至6日在京舉辦，會上，經濟學家吳敬璉詳細地闡述了其個人對為什么要改善供給側、供給側的基本因素及如何改善供給側等方面的智慧觀點，提供了切切實實的“干貨”。

1 ， 為什么要改善供給側？

09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經濟上暴露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里？習慣的思維就是因為需求側出了問題，需求不足。需求側主要是三個因素：投資、消費、出口，因為這三方面不振所以經濟上出現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2，供給側有哪些因素組成？

供給側的因素主要也是三個因素，從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來說，經濟學的普遍的共識是應該從供給側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從供給方面去看增長，主要的因素是三個：第一個因素投資，投資就是新增資本；第二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第三個因素是效率提高。

3，怎么改善供給側？

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點是三個基本供給驅動因素中著重在第三個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對它的積極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

4，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共同推動

供給側鼓勵創新，政府最重要的還是要建設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建設好的法制化的市場體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確定攻關的內容、確定技術路線、去給企業許多補貼，甚至是已經到了競爭后的階段，繼續給一些企業補貼，這樣削弱了市場的競爭。我們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是變革的積極參加者。

在看原文之前，我們先簡單地了解一下

“供給側”！

圖片來源：中金在線

吳敬璉講話原文如下：

從收到會議日程的安排我就一直在想，這個會的主題要說點什么。我們來研究如何突破變革關口。問題是什么是變革關口呢？我們遇到了什么樣的變革關口呢？這個問題很費思索。

我考慮的結果大體想來，我認為我們確實面臨著一個變革的關口。這個變革的關口用最近流行的大詞來說，就是要解決供給側的問題， 我想就這個問題說三點意見：

第一、從過去的討論宏觀經濟問題的時候主要是著重在需求側轉向了供給側，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這是積極的轉變。 供給側存在問題提出了很久了，但是在分析問題的時候、在提出解決辦法的時候，往往把重點放到了需求側。為什么會現在碰到這么多問題呢？一想起來就是我們的需求方力道不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三架馬車。

特別是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經濟上暴露出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里？習慣的思維就是因為需求側出了問題，需求不足。 需求側主要是三個因素：投資、消費、出口，因為這三方面不振所以經濟上出現了速度下滑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從這樣的觀點、這樣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得出的答案是增加需求。增加消費需求也碰到很多困難，設法增加出口需求也碰到很大的困難，最容易辦的政府也比較有能力去做的是增加投資，叫做“擴需求、保增長”。

但是這個辦法看來是有局限性的，甚至它會引起一些副作用。它有正作用，比如說08年底以后在09年四萬億投資十萬億貸款下去，馬上增速就回升了。可是也有一些副作用，最近兩年副作用表現很大，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在09年的時候四萬億投資、十萬億貸款下去馬上增速就回升幾個百分點，三個甚至四個百分點，但是近年來效率遞減，同樣的刺激力度，但是回升的很少而且持續的時間很短，甚至到了最近這一年投資下去了GDP增速沒有變化。用這種辦法，用需求側增強需求的辦法去解決問題看來效果越來越差了。

另一方面，因為靠投入資源去解決問題沒有那么多的資源，資源越來越緊缺，投進去的是什么呢？就是票子、就是債務 、就是寅吃卯糧，這樣使得國民資產負債表，整個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包括政府的資產負債表、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和居民資產負債表杠桿率越升越高，特別是整個企業界杠桿率遠遠超過了歐盟所規定的90%的水平，這樣某些環節上越來越出現債務危機和資金鏈斷裂，如果這種情況繼續發生而且發散開來會影響整個國民經濟的穩定出現所謂系統性風險。這樣對于從需求側去看問題、從需求側去找解決的辦法大多數人失去了信心。

對于經濟學界來說，這樣觀察宏觀經濟長期問題的方法和解決長期持續增長問題所用的這些措施是不恰當的，本來經濟學界是有定論的，可是對于社會各界來說認識這種方法的偏差有一個過程。在今年看來，從朝野各界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達成了共識，特別是上個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會議上， 黨和政府的領導都明確了一點，就是要從供給側去分析問題的根源，從供給側采取措施。

供給側的因素主要也是三個因素，從長期經濟發展趨勢來說，經濟學的普遍的共識是應該從供給側的基本因素去分析，從供給方面去看增長，主要的因素是三個：第一個因素投資，投資就是新增資本；第二個因素是新增勞動力；第三個因素是效率提高。過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當然還是保持著第一是投資，但是有改革開放以來新的因素就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從低效的農村使用到比較高效的城市使用的轉移。另一條是開放使得我們能夠在沒有很多自主創新的條件下，用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來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這也使得效率提高了。

近年來因為城市化過程到了后期，一般的技術水平和先進國家的差距大大的縮小，不可能用簡單的購買和引進的辦法來提高我們的技術水平，這方面的拉動增長的可能性就逐漸的在消失，加上剛才說的投資已經引起了消極后果的積累，也不能再大量用這個辦法保持供給的增長。這種情況下要改善供給方，最重要的是提高效率，其中一點是三個基本供給驅動因素中著重在第三個因素上，就是效率提高上下工夫，這是非常重大的轉變。對它的積極意義怎么估計都不過分，這是我的第一點意見。

第二、怎么能夠改善供給？其實改善供給的問題在黨和政府的一些決定里，早在20年前就已經出現了，這就是第九個五年計劃，第九個五年計劃規定了要進行增長方式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轉變。其實所謂粗放增長就是主要依靠投資實現的增長，主要依靠投入資源實現的增長。所謂集約增長就是主要靠提高效率實現的增長。在1995到2000年的五年計劃里就要求實現這個轉變，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改善供給、供給側的改善。

到十一五又重提要把增長方式的轉變作為十一五工作的主線，但遇到了經濟問題還是習慣于想辦法從需求側解決，靠投資拉動來解決問題，而且即使注意到供給側的時候往往也采取計劃經濟的辦法，政府出手來改變供給結構、改變供給的體系，用這樣的辦法。

在我看來，正確的辦法是建立有利于創新創業的制度體系，通過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這樣的制度體系來推動供給側的改善、供給體系和供給結構的改善。所以面對要改善供給的時候也需要注意，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要用能夠支持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去推動實現結構的改善。

第三、政府、企業和社會要共同來推動改革，來實現這樣的改變。所謂突破變革的關口，就面臨著供給側它的體系和結構的變革，更重要的是經濟體制和法制建設這方面的變革，而這些變革都需要我們共同來做好，政府就要像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那樣，做它應該做的事情上做的更好。

譬如說要在供給側鼓勵創新，政府最重要的還是要建設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要建設好的法制化的市場體系，而不是直接的去確定攻關的內容、確定技術路線、去給企業許多補貼，甚至是已經到了競爭后的階段，繼續給一些企業補貼，這樣削弱了市場的競爭。

我們所有的企業 都應該 是變革的積極參加者。 這項變革，市場化、法制化的變革對于某些企業的既得利益是有影響的，但是對于長遠的發展，對于企業長遠發展、對于整個國家健康發展是有好處的，所以里面就有取舍的問題，是不是支持這樣一些能夠損害自己的短期利益的改革，全力的進行支持還是阻撓，去阻擋改革的實現。

另一方面，企業家要做出準備，要適應新的經營環境。 過去因為體制不健全，所有就有很多剛才發言人講到的有些特殊政策或者政策優惠等等。但是為了推進實現供給側的轉變，能夠使得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的向前發展，一定要建立剛才說到的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營商環境。這樣的營商環境下，或者說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說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下，從事你的業務活動，而且能夠把企業辦的很成功，不是一個很輕松的事情，因為你不能再依靠政府給你的特殊政策、特殊優惠去賺錢，你只有靠提高核心競爭力、提高適應消費者需要的能力去把企業做到成功，這是需要花力氣的。

政府、企業和整個社會共同來過這個關 ，我相信我們能夠創力量，能夠突破變革的關口，保證中國的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發展，謝謝大家！

（聲明：嘉賓觀點據現場發言整理，未經發言人本人確認。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